内容提要：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曾是部分东亚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途径，但在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变化之下，类似的产业政策是否仍然适用却并无共识。现有文献尚未将经典产业政策研究与全球价值链现实系统地结合起来，而阻碍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无法适应全球分工格局的传统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文章建立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据此讨论了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曾采用的产业政策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进而以较早出现深度国际分工的东亚电子产业为例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上述经济体赖以成功的自主式政策 （利用外来投资与国际市场增强本土竞争力）仍是后发国家产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随着跨国企业转移技术的激励大为下降而设置壁垒的能力显著上升，自主式政策需要更大规模、更长视角的资源投入才有可能成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大国竞争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中国有潜力成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助力者。